“相比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，中国的‘北上广’人口聚集程度还远远不够”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日前在中山大学演讲中谈到，人口向大城市集聚是城市化过程的自然趋势，人口向大城市集聚从生产效率以及需求增长等方面，都能更好地拉动乡镇地区的经济发展，从而降低城乡收入差距。他认为，“大”而“密”的城市化发展，更为符合中国的国情。
文/记者徐静、李婧喧 通讯员吴才林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统计预测，中国的城市人口，将于2030年突破10亿大关。周其仁也表示，在未来的5到10年内，中国城市人口将呈加速增长的态势。 然而即便如此，中国还是处于“工业化超前，城市化滞后”的状态。2010年，全世界城市化率为50.9%，工业占GDP的比重为26%，全球平均的城市化率/工业化率为1.95。这一比例在美国为4.11，法国与英国则分别为4.11与4.09，而中国的这一数据仅为1.09。 周其仁谈到，城市化的相对滞后，使得国内需求远远满足不了国内的工业供应，因而国内的大量工业产品只能出口到欧美等地，“如此一来，金融风暴打击了西方的经济，中国的工业往往也是受害者”。 大城市更利 降低收入差距 周其仁在演讲中提到，目前中国的三大城市北京、上海和广州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人口聚集趋势，但是程度上，与纽约东京，甚至是开罗等城市相比，还是远远不够。 根据调查，日本的大东京地区仅占其国土面积的4%，却集中了25%的人口，近40%的生产总值；开罗占埃及国土的0.5%，GDP超过全国一半。又如美国纽约，780平方公里的土地却集聚了1800万人口，创造了全美国10%的GDP。而中国的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天津四城市的GDP相加只有全国的一成多。 “为什么在农村没人卖早点，城市却有人卖早点？”周其仁举例谈到，城市人口集聚，一个2000万人的城市，只要有1%的人买早点，便是一项很大的需求。而农村发散的人口显然是不能形成这种需求的。因而，人口向大城市聚集能够带来更为强大的内需。 他认为，大城市的高生产效率以及高需求，往往更能带动乡镇地区的发展，从而降低城乡收入差距。他谈到，从国外的经验来看，城市人口聚集程度极高的美国、日本等国家，城乡收入差距往往不大。 他表示，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的真正含义，不是地区总收入的平等，而是人均收入的平等。因而“大”而“密”的城市化发展，更为符合中国的国情，更有利于降低城乡收入差距。 广州扩大地铁修建 八九不离十错不了 不少地方盲目追求城市化，没有结合具体情况在当地建设了许多城市设施，在演讲中，周其仁针对中国目前各地的一系列“造城运动”提出了自己的见解。“现在很多地方，进了城有乡村的特质，出了城有城市的特质。”他表示，这些现象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城乡一体化。 他谈到，由于这些“造城运动”的成品往往不能集聚足够的人口，使得土地城市化的速度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速度，从而降低了城市的密度，“很多省城，甚至要将自己的面积翻一倍以上，这其实是一种反城市化”。 因而他认为，随着人口的集聚，资源也更多地集中到大城市中来。“人口密度大的地方，资源使用后才能产生更高的回报”。他表示，诸如北上广等人口集聚趋势明显的大城市，则应该给予更多的城市投资，才能保证这些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。 他谈到，交通拥堵就有城市投资的需求，因而“广州扩大地铁修建，八九不离十错不了”。 要依靠人才来“医治” 针对大城市的进一步发展，将带来严重的“大城市病”的疑问，周其仁表示，目前北上广的确出现了一些“大城市病”，诸如拥堵、人员混杂、犯罪基数大等。但是他认为，“不光大城市有病，小城市也有病。”他说：“用一句不是很严谨的话来说，有病的大城市，也比没有病的小城市强”。 他谈到，“大城市病”的产生，主要出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能满足由乡入城的移民，城乡隔绝造成的后遗症仍然存在以及对“密度”的管理缺乏经验。 因而他认为，要解决城市病，不宜通过“反城市化”，抵制外地人进入北上广的手段。真正的解决之道，是培养高密度空间的管理理念，以及培养大量的相关人才，以填补一直以来，中国城市管理人才的巨大缺口。 |
